石毓智说，通常人们认为，‘因为汉语缺乏形态，所以词序和虚词显得特别重要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，因为汉语选择语序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语法表现手段，所以语法标记或者形态相对就比较少或者不那么重要。
一旦这种传播停止，文明就会中断。但它不是人类实际关系的全部，自然也非大多数人的唯一经验。
阳明原先也这样理解并追随朱熹，所以他有过格竹失败的经验(参见《传习录下》，第318条)，且此经验对他日后改变对物的理解，起关键的作用。因此，对经典文本的哲学解读，其实质注定是诠释性的。老吾老及人之老，幼吾幼及人之幼。我没有能力如支配自己的身体那样支配他人，不能一闪念就让他人举起他的手。技术产品也一样，须先构思于心中，然后才上图纸再进入制造过程，它的要求主要不是离奇，而是实用。
②因此，身心之间不是平行互动的关系，而是心支配身，用阳明的话叫主宰： 所谓汝心，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，这个便是性，便是天理。大量的行为或并不在法律限制的范围，但其在道德上仍然有优劣之别，或者说有可以接受、不能接受，以及是否值得倡导、赞扬的区分。经本和后代的历史，我但说它不为教人修身作的，并不说它里面全没修身的话。
但人到底要修身，如果说经典不关修身．恐怕要求修身的路，就不得不走入神教，或走入外国一种奇论，和中国向来的道德不合。只要会得编次，岂怕没有修身书。如果要用真经，近来孙星衍的《今古文注疏》，虽不算十分精当，总可以用得。就《儒行》所说的十五种儒，也是不同。
只有儒家、道家、农家、小说家，各各有他家道德话。后来汉朝传的，真本有五十六篇，俗本只有十七篇。
大概注疏本嫌它太繁，单注本却是不繁，原有刻本，何不将来翻印，却用这班陋劣荒疏的注本。我说只要把王氏《易略例》看看，就晓得王氏远在诸家的上。平心说来，比荀氏、郑氏、虞氏都高。《易经》的同类，还有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。
所以说礼乐不可斯须去身，就算是修身的用处了。假如那边再难道，照这句话，中国的道德，是有一定的界限，不许人走出一步，岂不是硬束缚人么？这也有话对他，说界限虽是有定，中间的道路原很多，任你自己要走那一条路，并不来束缚你。礼既太拘，只怕人不能安处，又用乐去鬯散他。讲今文派的，荒唐到那步田地。
更有《逸周书》，也是周朝的史官所记录。这种话，装汉学门面的人不肯信。
况且诗序所说，《国风》都是关于国政，朱子削了诗序，自去胡猜，把《国风》里头许多正经话，说成淫奔期会的诗。《尔雅》是总解群经的训诂。
孟子说的伯夷清，柳下惠和，孔子时，也是不同。王《注》到底要算第一家。只《礼记·儒行》一篇，分出十五种儒，尽可以听人自择了。殊不知道，《周礼》有个太卜的官，是掌周易的，《易经》原是卜筮的书。至于《礼记》用陈澔《集说》，陈澔《集说》的浅陋，和《孟子》伪孙《疏》差不多。况且王肃虽则伪撰古文，并没有把书序删去，书序是孔子所作，《史记》里头有明文。
现在蔡沈用了杜撰的古文反削去真正的书序，真不知是什么心肠。）这种原可以勉强相代，《大学》只该用古本，断不可用变乱改窜的本，并不是看轻程朱的理学，要晓得二程的理学，原是从禅宗出来，不是从《大学》出来。
《易经》用朱子《本义》，比王《注》实在不如。如果他说过去的事，都没有用，那么就该转问他：你看了西洋史，记得希腊罗马的事。
现在只看二程自二程，《大学》自《大学》，自然应该改还古本。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是孔子私家的书，本来只称传记，不称为经。
再把《经典释文》所引马融、刘表两家的注看看，就晓得汉人说《易》，本是这样，并不是改师法。因为头一篇是《士冠礼》，所以唤作《士礼》。（这个忠，和忠恕的忠不同：忠恕的忠，只是周到恳挚的意思。何况功利主义快乐主义，本来与道德背驰么。
古代撰他当代的史，岂是为汉朝，所说治国的法度，也只是当时现用，并不说后世必定用得着。譬如大海中间无所不有，颇有许多珍奇物品，可以供给人用，难道海为要给人用，特特生这珍物么？孔子虽则说：兴于诗，不说诗人的本意，为教人修身，不过说依他的音节，可以陶写性灵，伏除暴嫚。
若把经典当作替汉朝立法的书，就是看经典作《推背图》，看孔子作神奇灵变的教主，更差得远了。孔子的《孝经》，也不过是传记。
那边要人看经典，不管经文是真是假，注文是好是坏，只用一句修身的假话去笼罩，又不晓得注文于修身是有利是有害，用意只在迷罔人。这样说，经典到底是什么用处呢？中间要分几派的话，汉朝人是今文派多，不晓得六经是什么书，以为孔子预先定了，替汉朝制定法度，就有几个古文派的，还不敢透露的驳他。
若怕人说经典没用，就要废绝，也只要问那个人，历史还有用么？如果他说有用，那么经典是最初的历史，怎么可以废得。（王是王弼，是三国魏朝的人，和何晏同时。但朱子比赵岐，也没得高。不必等别国的秦始皇来烧我们的书，就永远是这个中国，经典也就要灭亡了。
曾看见日本大隈重信，作一册国民读本，别的话一点不说，只是夸张国体，教人自勉，正在骇怪，想这种书和中国的圣谕广训演义一样，不是学校里头讲的，只是在土地庙里搭个台叫老人穿了黄布袍子去讲的。固然有许多用得着的，但他当时著书，却并不为此。
郑康成的《注》，现在反弃了不用，真是颠倒。若说中国所守，只是古道德，不是新道德，在现世不相宜，那倒不然。
孔子的时候，已经散失了许多。各国的习惯不同，所以各国的感情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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